巍巍大巴山，峰峦奇峭，石笋成林，植被丰茂，林木秀丽，鸟语花香，秀水纵横，处处充满诗情画意，步步风光景色迷人。每到春夏时节，漫山遍野百花盛开，万紫千红，望一眼都叫人心醉！在这盛开的花儿中，最引人注目和最惹人喜爱的是杜鹃花，团团簇簇，灿若云霞。传说，杜鹃花最早是开白花儿，一年四季中只有春天才开花。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大巴山，占领了通江、南江和巴中，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大巴山区的穷苦人民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在革命斗争中，红军与根据地人民建立了鱼水情谊，有12万巴山儿女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使革命根据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奉命北上抗日，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下令国民党川、陕两省的军阀，向川陕苏区人民和留守根据地的红军“巴山游击队”反复进行“清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和复杂、残酷的环境中，巴山游击队全体指战员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巴山游击队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历程和惊人的智慧是激动人心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英雄事迹是令人难忘的！革命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巴山游击队战士们的鲜血洒遍了千里巴山，浇灌了这开白花的杜鹃花儿。从此以后，大巴山上的杜鹃花儿都开红花儿啦！不但在春、夏、秋季盛开出美丽的红花儿，哪怕是严寒的冬天，漫山遍野也盛开出鲜红美丽的花儿。大巴山里的男女老少，把这种鲜红的杜鹃花儿叫映山红，又称红军花，人们看到这种花儿，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英雄的巴山游击队……

（一）

一九三五年二月的一天。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巴中特别市（现四川省巴中城），举城欢庆红四军三十六团，为掩护红军主力西撤，阻击敌人进攻的“巴中保卫战”的胜利。巴城十八条街上人山人海，红军与百姓联欢，秧歌队，板凳戏，耍狮舞龙放鞭炮……古老的巴城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

“报告团长！”宏亮的声音在刘子才的耳边响起。

刘子才本能地站起一看：汗流满面，气喘吁吁的方面军总部骑兵通讯员，正急促地向他报告：“方面军总部首长在旺苍坝等待你们，命令你率部火速赶到旺苍坝接受任务！”

“回报首长，我即率部队赶到旺苍坝。”刘子才朗声回答通讯员。

顿时，鼎沸翻腾的巴中城，瞬即变得冰冷平静。除了一阵急促的哨声、脚步声外，一切都在沉寂之中。

朦胧的月色之中，刘子才率部成一路纵队，在蜿蜒的山道上不停息地飞速前进。

曙光中的旺苍坝，充满了战争降临的气氛。一群群战马撩起沾雪的尘土，把青山环抱的旺苍坝闹得烟尘腾腾，四面八方奔驰着骑兵、步兵、炮兵。

不远的山那面，敌人进攻根据地，与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阻击部队接火的炮声“轰隆”地响个不停。当刘子才率部赶到旺苍坝时，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等首长已焦急地等在那里。

红三十六团指战员在刘子才“向右看齐”的口令声中，刚刚站好队列，中共中央党代表、川陕苏维维埃政府主席张国焘就大声宣告：“同志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红四方面军要北上抗日。经研究决定，特留下你们三十六团和总部挑选出来的部分优秀干部，以及一些地方干部组成‘川北镇守阵地游击队’。你们的任务，就是镇守川北阵地。我们北上打败日本鬼子，以后回四川时，才有落脚的地方……”。

这宣告犹如晴空一声霹雷在三十六团指战员的头上炸响。队列中没有往常那激昂的口号声响起，也没有那激动人心的笑容。每个同志都很庄严，脸绷得轮廓分明，似乎是一座座石刻的雕像，呆呆愣愣。因为他们知道：大部队远去，孤军对付川陕数万国民党匪军的进攻，要坚守住阵地，任务的份量是很重的……

徐向前总指挥说：“同志们，党信任你们，现在我们红四方面军为了抗日，要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把这块由革命烈士的鲜血夺来的红军根据地，交给你们了。今后，就要看你们了，打得赢是你们了，打不赢也是你们了……”。

接着，总政委陈昌浩鼓励大家说：“共产党是柳树，插到哪儿都能活。你们要扩大成为红三十六军，在川陕边要建立游击根据地。台上、铁炉坝、岩房坪、五里磬、小巴山一带，就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说着，走近刘子才身边说：“我们的一些想法，已给光荣同志谈过了，你们一块儿好好研究研究，能守住这块根据地，就是你们的胜利！”

在分别前，徐向前高举右臂摆动示意，并高声亲切地呼唤：“同志们，再见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胜利会师的！”

巴山游击队初建时，除留下的正规红军外，党组织又派遣了一些县、区委书记等优秀干部到游击队工作，共300余人，分三个大队，住守在川陕交界的南江西北深山老林地带，也就是今桃园寨坡等地。

这三个游击大长的编制和住址分别是：

一大队（特务队）：大队长桂贤明，副大队长李守朝，指导员冯大友，住牛头马襄山。

二大队：大队长王开志（安徽人），指导员管业元，后改为管青山（河南人），住蟠龙湾。

三大队：大队长刘子才（兼），副大队长张德永，住横店子。

1935年2月中旬，红军结束陕南战役回师川北，准备西渡嘉陵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陈昌浩途经桃园台上，将巴山游击队扩编为独立师。把陕南战役期间驻防台上的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一部、妇女宣传队、红军桥亭被服厂职工和陈昌浩随带的特务队编入独立师。任命刘子才为师长。

刘子才，男，湖北省人，红军干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先后曾任中共赤北县委书记，绥定道委书记，旺苍县委书记。一九三五年春，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留在巴山游击队。

原三十六团副团长李光荣为副师长，原三十六团政委王天海为政委。其编制是：

师部、师部宣传队、妇女宣传队、游击队（共三个营，九个连队）。

特务队（原三十六团特务连），全师八百余人。

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接踵而来，军阀、豪绅、地主的统治复辟了。他们变本加厉地对根据人民和巴山游击队实行疯狂的政治迫害和反攻倒算，施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血腥镇压革命人民，乌云又笼罩着整个川陕革命根据地。

刘湘等军阀纠合一起，早已拟定绥靖计划，对川陕根据地实行清剿。绥靖计划称：“……一旦收复各地，即需办理清乡善后；除已划分六行政区域，设立行政督察员外，并注意整顿民团，以鲜英为川北民团总指挥，专司其事。川北民团区域业经划定，昭（化）、广（元）、剑（阁）为第一区；苍（溪）、阆（中）、仪（陇）为第二区；南（部）、营（山）、蓬（安）为第三区；渠（县）、广（汉）、岳（池）为第四区；通（江）、南（江）、巴（中）为第五区……”。带领各区域民团要“接近匪区，各县团队随军步进，掩护交通，维持治安，与匪区较近的团队酌情推进。军队民团力求合作，肃清残匪，切取联系，实行坚壁清野；厉行联团清乡，建筑碉堡、堡垒……召集流士，严密封锁匪区；严禁卖械济匪；防止招匪成军。”

接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共委员会”、“清共队”、“清乡军”、“侦缉队”、“检查所”等穷凶极恶的反动军阀和地主还乡团，对苏区人民和巴山游击队实行血腥镇压。在川陕根据地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朝夕出入老百姓家里、深山老林里，进行惨无人道地大搜捕、大烧杀，寻找巴山游击队，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种。

腥风血雨笼罩着川北。

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起来，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搜捕、大烧杀和大抢劫，捉捕杀害红军伤员、掉队战士、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参加过苏维埃工作和参加过打土豪的群众，洗劫红属、干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肆意奸淫妇女，甚至当过童子团的小女孩，也成为他们的奸污对象。

穷凶极恶的反动军阀、豪绅地主还乡团，对苏区人民实施罪恶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有的全家被杀绝，凡被他们抓捕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或为党为红军和游击队做过事的群众都惨遭迫害。不是直接杀害，就是受以酷刑而致死或伤残。刑法之残酷达到了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境地。

其刑法的种类有：

点天灯：用棉花蘸上油，贴在人身上烧。

劈甘蔗：先把两只耳朵削下，再用马刀向头上砍。

肉香炉：把人头戳个眼，插上三柱香。

剃枝扫叶：先砍掉两只手，再砍掉两只脚。

剥指甲：把手和脚的指甲用刀剥下来。

上刀山：把树棒锯成缝，嵌进八把快刀，再把吊在梁担上的人往刀上推。

卵弹琴：把人绑在柱头上，用绳拴住生殖器，绳子另一头拴在树上，用棒敲绳子。

弹泥弹子：把子柏树拉弯，将树尖去掉削尖，插入肛门，然后放开柏树，人被弹向空中甩下地。

猴儿搬桩：将两手拇指和两脚的拇指捆在一起，挂在长板凳上，再用辣椒水往鼻孔里灌。

割生殖器：男的用刀把生殖器割掉，女的用木棒削尖插入阴道。

剖腹挖心：把人的胸腹剖开挖出心子。

挖眼拔舌：把人的两个眼球挖出来，再把舌头拔掉。

抽筋剥皮：先把人皮剥掉，再把脚手的筋抽了。

青蛙晒肚：将双手和双脚反吊起，在腰部压一块石头，再穿一根木棒，两头用人施力压。

放竹筏子：将人放在长板凳上，两头捆于板凳上，再用木棒穿入背脊梁用力压棒。

吊半边猪：将左手、左脚或右手、右脚吊起，用木棒打。

吊金木脑壳：用绳子拴着头部，吊在屋梁上，胯下再吊一块磨扇子。

打红帕子：用刀在头部周围削去一寸宽的肉皮，形似包一红帕。

挂红：在头角上用刀削去一条皮肉，再翻过去形状似挂一块红布。

打裹缠子：用刀将小腿划成很多八字形，状似打的裹腿。

打挺杖：用刀把脚心割破，从刀口插进竹签子。

五牛崩尸：把手脚和头部分别拴在五头牛身上，再用棒打牛，让牛一齐向不同方向奔跑。

还有什么空中悬人、踩地绷子、栽美人桩、整活门神、烧人团花、栽桩、打鸭儿浮水、挂干人皮和插桩推磨等计三十多种，用来残害巴山游击队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

杨三元（巴中人），曾在乡苏维埃当过主席，被反动派抓去剖开肚子，挖出心肝，割去舌头而死，还把身上的肉割下来炒起吃了。曾任过游击队长的王大帮同志，被反动派抓去不肯投降，先被砍去双腿，过了两天后又把头砍掉。曾当过游击队长的王学元同志全家七人被反动派全部杀掉。王学元的妻子被杀以后，反动派还用一根木棒插入她阴道。当过游击队员的李自力同志，被地主抓去，把鼻子穿个孔，携上麻绳牵着送到国民党军队去杀掉。其手段非常残暴，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但，反动派的屠杀，没有动摇巴山游击队和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意志，相反地更激起了人民对反动派不共戴天的仇恨。人们坚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迟早要被推翻。巴山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人民，满怀胜利的信心，进行着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他们不论在敌人的法庭上，还是在刑场上，都保持着革命气节，拒绝自首，拒绝口供，不扯自新证，不扯良民证，把满腔希望寄托予党中央和巴山游击队。

面对险恶的形势和国民党的疯狂镇压，刘子才没有惊慌失措。他按照方面军总部的既定方针，决定不与强大的敌人正面作战，保存力量，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坚持游击战争，鼓舞人民革命斗志，依靠根据地人民，发展革命力量，打击恶霸地主，中立开明士绅，保护穷苦人民利益，建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与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完成坚守阵地的重任。

刘子才率游击队离开旺苍坝，进入巴山老林，他们一路走，一路宣传：

游击队，进巴山，

满山撒下红传单，

一张传单一把火，

巴山老林红了天。

巴山游击队在牛脑壳、岩房坪、台上、铁炉坝、焦家河、尖子山、龙神店等一带地方，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着手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多次打击反动民团的袭击。时至深秋，山区气候越来越寒冷，刘子才又将部队转移到汉中南部的唐家坝一带，后将师部也从台上迁驻唐家坝。

不久，汉中民团出动大队人马“围剿”巴山游击队。游击队根据“敌进我退”的原则，立即从唐家坝经青石板、渔家溜、回龙沟往白坝转移。并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他眨着充满血丝的眼睛说：“现在形势很严重，可能有大仗要打，国民党成立了以祝绍周为主任的‘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公署’，祝绍周令陕军一个旅进驻岩房坪，命令国民党38军两个团抵近寨坡一带，还有民团土匪的骚扰，我们已是腹背受敌……”。经分析研究，民团虽是乌合之众，但他们地形、地段熟悉，离游击队最近，所以威胁也最大。于是，游击队途经岩房坪的石人山时，发现一处幽深的涧谷，山路成半环形沿着山岩向两边伸去，那松柏之中隐隐露出一座古庙，庙里的泥菩萨有的还穿着衣服，游击队眼睛一亮，计上心来。于是，便布下疑兵，设下空城计，让民团匪军消耗弹药。匪军约300余人，追到石山，发现庙前红旗飘扬，荆棘丛中人影晃动，以为是巴山游击队。顿时，土匪们不停的用炮轰、枪打，古庙被炮火硝烟笼罩。

“打，快打！”匪首不断地催促着。古庙前枪弹密集，高高飘扬的红旗上弹痕密布，眼看红旗下荆棘丛中的游击队战士丝纹不动，也听不见还击的枪声。土匪们的枪炮打了半天，随带的弹药耗其多半，匪军以为游击队被密集的枪炮火力吓跑了，正不知是追击还是撤退时，游击队发起了进攻，山上山下，枪声动天，杀声震地，犹似千军万马向匪军扑去。众土匪大部分被消灭，剩下的分散突围，逃向老巢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石山战斗之后，乘敌人还未摸清游击队行踪之际，游击队主动出击消灭敌人。1935年10月，汉中地区反动民团，采取划片联防，“围剿”游击队。游击队获悉勉县、褒城、南郑三县民团联防一个营，驻花板桥，敌人用青杠树枝和竹儿编成篾笆为营地围墙，人进枝响，哨兵易发觉，以此严加防备。这时，游击队师部驻烂草地作坊，队伍扎金沟林、西沟、绿坝山上，经分析研究后派出特务队去消灭这个反动民团。为麻痹敌人，特务队便训练了两支白狗去钻篾笆围墙，然后，派两名游击队战士，乘冰天雪地之夜，化妆成白狗，趁敌人换哨之机，把篾笆围墙的洞弄大，半夜三更的时候，游击队战士钻进去，搞掉了哨兵，消灭了敌人全营。花板桥夜袭（又称魁星楼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汉中地区的反动民团。不但给勉县、褒城和南郑三县民团联防以摧毁性的打击，而且震慑了其他反动民团联防，不敢轻举妄动。

巴山游击队，军威大振，乘胜出击，给汉中地区的反动民团以连续性反击，真是打一仗，胜一仗，反动民团闻风丧胆，豪绅地主惊恐万状。游击队在白岩河、西沟、旁上、大田坝和唐家坝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扩大游击队伍。游击队所到之处，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他们主动给游击队送粮、送菜、送肉和送情报。要求参加巴山游击队的人越来越多，全体指战员的战斗热情越来越高。

正当游击队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时候，刘子才同志在胜利面前产生了麻痹轻敌情绪。他想把部队转移到山下，改变一下生活环境，可又想起陈昌浩政委交待任务时，反复强调要扩大一个军，才能到坝下去。但他又一想，游击队要壮大发展，只在山上呆着是不行的，只有下山打仗，夺得了枪，壮大了队伍，才能扩大为军……，没有一个军的力量就下山，是不是有点冒险呢？可能是……但要革命，要打仗，就得要冒险……再说，不打敌人，哪来的胜利……

于是，刘子才召开会议，研究下坝的方案。

会上，副师长李光荣首先拍手说好：“在这山上，要吃没吃，要穿没穿，下坝去，这是个好办法”。

正副师长说好，弄得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面面相觑。宣传部长赵明恩说：“我们现在和总部首长在的时候不一样，现在是敌多我少，敌强我弱，要尽量避免硬拼硬打，不打无把握的仗，我赞成下坝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但要慎重，等把敌情摸清了，作战方案制订好了，有了必胜的把握再打。”赵明恩语气温和，态度诚恳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怕啥，我们红军跟着徐总指挥同四川军阀的队伍较量三年了，国民党的烟枪军象豆腐渣，一打就散，是我们的手下败将，敌多我少，有啥可怕的？”特务连长冲着赵明恩说。

“师长决定吧！”一些游击队干部战士表态说。

刘子才用目光扫了大家一眼，见没有人反对，便下达了作战命令：“全师出动，先打掉黄官岭民团，然后下喜神坝消灭王耀震团”。

游击队刚打掉黄官岭民团，侦察员就急火火地向刘子才报告：“师长，敌38军王耀震团上来了。”

刘子才不慌不忙地指挥部队，避敌锋芒，连夜转移到芦坝。

芦坝是一个山洼地。四周是一圈绿树掩映的山脊，中间古木林立，蒿草蓬乱。这地方纵有千军万马也能隐蔽，但易守难攻。

赵明恩建议说：“师长，这山背上放一个连哨吧！”“哈哈”，刘子才朗声大笑：“敌人不要命啦！老鼠子背手枪来打猫——自找死，不要说放一个连哨，我一个哨也不放。”说着拍拍赵明恩的肩头：“我的秀才同志别胆小，你尽管放心吧，这地方安全得很，敌人找也找不到”。

刘子才将师部设在坝中的一座孤零零的茅棚里，找来司务长交代说：“同志们一天没有吃上好饭菜，现在就通知各炊事班埋锅煮饭，让大家好好吃一顿，吃饱了好打大仗。”

“师长，这……这……”司务长结巴着欲说什么，但一看师长脸色，又忍住啦。

“有啥困难吗？”刘子才关切地问。

“唉——师长，我困难倒没有，可这一开锅烧火，烟雾大，敌人正追着打我们，不就发现我们吗？”司务长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刘子才嫌司务长有点罗嗦，不耐烦地说：“这是命令！”

顿时，炊烟四起，袅袅升腾、飘弋。熏得林子里的鸟儿“唧唧喳喳”地扑腾着向远山飞去，留下一串凄凉的叫声。

“叭叭——砰砰，咕——轰……”突然机枪、步枪、小炮从四面山脊上向洼地打来，游击队战士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师长……敌人包围我们……啦！”特务队的警卫员跛着负伤的腿跑来报告。

“师长——”

“啊——哟！”

红军战士不断有人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中倒下。

游击队已处于王耀震匪兵的重重包围之中。

小小的芦坝，被敌人的枪炮声震得发抖。

游击队干部正在开会商议对策。

“师长，敌人发起冲锋啦！快！快！”游击队的战士多次催促着，急得脸都在不断的抽搐。

刘子才严肃地批评说：“慌啥，胆小还能做将军，几个毛毛匪有啥了不起，正好消灭他！”

可满山遍野都响起了敌人的呐喊声“冲啊——杀！”“消灭赤匪有赏！大烟二两！”“捉活的！”“赤匪投降吧过来给你体面的女人……！”

游击队战士因领导都在开会，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缩在低洼处，象无舵的船一样，在巨浪里荡来荡去。炮弹在战士们中爆炸，手榴弹在战士们头上开花，受惊的骡马飞腾而起，有的战士被踩死在铁蹄下。战士们只得利用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作为临时掩体，向敌人射击。敌人死了一片又冲来一片，游击队战士且战且退，阵地逐渐压缩。

敌人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会场门口爆炸。

特务连长鬼火直冒，“呼”地站起身来，大胆抗议刘子才：“收起你的空话、大话吧！敌人打到门口了，战士们死的死，伤的伤，你还是拿不定主意！”

刘队长猛地抽出盒子枪，逼着刘子才：“师长，我的警卫员负伤报告敌情，你听不进去，现在你不把他背着突围出去，我认得你刘师长，我的盒子炮认不得你刘师长”。

刘子才看到刘队长那黑洞洞的枪口，态度诚恳而认真地说：“你别急，警卫员由我负责背出去！”

“师长，快指挥战斗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是！同志们！”刘子才厉声命令：“一营长率领一营向敌人出击，打开一条路，其余随我突围！李副师长率二营牵制敌人，掩护一营行动。”

“是”，一营雷厉风行，首先率队向敌人反击。全营战士象离弦的箭，射入敌群。敌人的机枪怪叫着，冰雹一样的子弹向游击队战士压来。战士们迅速卧倒，可还是有十几个战士中弹牺牲。

营长气得眼睛瞪得溜圆，大喊一声“手榴弹！”立即有上百颗手榴弹黑压压地飞入敌人阵地炸开。炸得敌人喊爹叫娘，拖枪后退。

“冲啊，同志们，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一营长一跃而起，战士们跟着他，个个象下山的猛虎，入海的蛟龙，龙腾虎跃与敌人短兵相接，白刃格斗。战士们一个顶十个地左砍右杀，眼看就要冲出重围。突然，敌人无数挺机枪猛烈地打来。敌人督战队残酷到了极点，看到游击队快突出来了，便把机枪集中，不管阵地还有多少个他们自己的士兵，一阵狂射烂打，匪兵和游击队战士都一片一片地倒下。

一营长看着自己的战士一个一个地倒下，心痛欲裂，他不得不含恨命令战士们后退。

营长把战士们带回原地时，一清点人数，他心里猛然一惊，寒颤不息：“天啦！这打的什么仗！战士们的命就活活的丧在你师长口里一句话啦！”他把悲愤压在心底去给刘子才汇报：“师长，冲不出去，怎么办？”

早已退下阵来的李光荣，不思自己副师长的地位，牢骚满腹：“这哪里是有指挥的打仗！简直是无头的苍蝇瞎撞嘛！”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敌人也停息了进攻。芦坝被黑色的夜幕慢慢地笼罩，刘子才望着阴沉沉、黑乎乎、灰朦朦的天空，听着李光荣的牢骚，自己心想：“李光荣是红九军来的，原来就是副师长，总是不服自己管，和自己唱反调；刘队长敢枪逼自己，是因为他是陈昌浩的特务队，眼里根本没有自己，打了败仗能怪我？”他想到这里，对李光荣、刘队长等意见很大。

一营长向刘子才讲了他和同志的作战方案，刘子才听了之后激情顿起，眼睛湿润了，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不住地点头。

李光荣、王天海听了这个作战方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庆幸部队有一线希望了。

妇女游击连打着红旗佯装突围，转移敌人的视线，刘子才背着受伤的警卫员，指挥特务连约300多人集中兵力，冲开血路，突出重围。但，伤亡巨大，损失严重，妇女游击连50多人全部被打散，下落不明。刘子才背起那个受伤的警卫员走了三天三夜，最后寄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游击队只好退到深山老林。

在敌人的围追下，游击队历尽艰难，最后转战到三道河。特务队刘队长被敌人和困难吓倒，把特务队暗自带到广元磨水坝投降了敌人，并充当了敌人的鹰犬，第二天就带起团防来攻打游击队。当时游击队只有师部、九连、特务连了，这三部分的力量加起，也打不过人数众多，枪弹充足的敌人。游击队只得边打边撤退，从蒙子潭经烂柴坝、北斗滩、焦家河，向铁炉坝一带转移，特务连驻黄桷坎，九连和师部驻吴家大院子。

时过两个月，胡宗南又派重兵“围剿”游击队。游击队特务连两次迎战被包围，九连增援还未赶来，特务连已牺牲30余人，终于冲出了包围圈。次日特务连转移到关坝又与团防黄道德打了一仗，自此以后特务连下落不明。师部和九连计80余人，从关坝经水田坪、寨坡、龙神店、店子坪、焦家河、上黄桷坎，一边转移一边跟民团打仗，使游击队再次遭受严重损失。最后转移到大河岩壳开会，游击队就只剩下56人，枪枝弹药大部损失。

（二）

游击队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于1936年6月在大河召集了全体游击队员大会，也就是巴山游击队在历史上有名的“大河石窟会议”。

刘子才看到1000多人的队伍，现只剩下56人了，心痛如焚，愧对死去的同志，游击队里的医生也在芦坝牺牲了，伤员无医无药，被伤痛折磨得连夜呼叫，呻吟。刘子才闻不忍闻，自己拄着棍子拐到寨前的悬崖边，沉思不语。

天上的浮云缓缓飘动，蔚兰的天空是那么广阔，山雀在树上鸣叫，山泉潺潺从寨中流过，飞瀑直下悬崖。刘子才坐在泉流旁的石头上，痛不欲生。耳边不断响起徐向前总指挥临别时的讲话：“根据地交给你们了，打得赢是你们了，打不赢也是你们了！”陈昌浩政委似乎在他面前说：“刘子才同志，党信任你们，你们可要守住这块阵地啊！我们北上打败日本鬼子，回四川时才有落脚的地方……你们要扩大成一个军……”。接着那一个个死去的男女战士，满身血污，在向他悲愤地吼叫：“师长，我们死得冤啊！我们死得惨啊！好端端一支队伍，一千条宝贵的生命就丧失在你的手里！”

“我有罪，我有罪……”刘子才喃喃自语，失神的眼睛痴呆呆地望着眼前的深渊。深不可测的幽谷，云蒸雾腾，隐隐传来令人毛发耸立的狼嚎。刘子才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感到对不起总部领导和全体游击队的指战员……

突然，有人来到刘子才身前，刘子才睁开泪水朦朦的眼睛一看，原来是赵明恩。赵明恩正沿着寨墙察看地形，思考着怎样才能使队伍重新发展壮大的办法。见刘子才独自一人在这儿心中一愣！忙开导地说：“师长，在战斗中，失败和失望拴在一起，往往会把我们引向绝路。但如果从失败中找到教训，从自责中提高警惕，从悲伤中使我们谨慎。我们就可以重新站起来走向胜利。”

刘子才的心被赵明恩的话打动了，生命的火花重新在他身上燃起。他扯起衣摆使劲地擦净脸上的泪痕，象小学生向老师求教一般地问道：“赵部长，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赵明恩屈膝蹲下，推心置腹地说：“师长，我们现在要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尽量避免作战，要休整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士气。同时要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把我们游击队这条鱼放在群众这片水中去，我们就不至于孤立无援。”

赵明恩的话使刘子才深受启发，从心眼里佩服这个文化人。刘子才在大河石窟会上主动作了深刻的检讨，他心情沉痛地说：“原来赵明恩同志提出‘打陕安川’的战略方针，当时我自以为是听不进去，主张队伍下坝，结果犯了错误，给游击队带来严重损失，乃至全军覆没，我有罪，望组织和同志们给我处分。”

会上，同志们严厉批判了刘子才同志在军事上硬打硬拼，不注意保存有生力量，在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问题上，不善于依靠根据人民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对待敌人的问题上，不善于分化瓦解，区别对待，重点打击顽敌等“左”的错误思想。

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赵明恩同志提出的“打陕安川，团结抗日”的战略方针。也就是以南江北部桃园一带山区作为游击根据地，充分依靠根据地群众和原苏维埃的干部，来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南江地区的地方势力，与游击队合作，或者使之中立，以求得游击队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主要打击陕西富豪，以扩大革命的影响。

会议决定撤销刘子才同志的领导职务。会议一致选举了赵明恩同志为游击队的领导人。

赵明恩，男，四川省达县蒲家场人，生于一九O九年，达县中学（高中）毕业，一九二四年在达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梁达中心县委委员、梁达中心县委西区（达县、大竹、渠县各一部）工作负责人。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一年曾两次被捕入狱，被称为“粉笔大队长”，后任绥定道委宣传部长、南郑县委（设高桥）宣传部长。一九三五年春，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时，留在巴山游击队。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有关建立和发展游击区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会议决定将原游击师整编为营。

整编后，一个营，两个队（也称两个连）。

营长：赵明恩

副营长：姚正元（外号夏胡子）

政委：赵孔贤

一队队长：李光荣

副队长：熊德元

指导员：李朝流

二队队长：胡宗堂

副队长：管业元

指导员：李小元

管理排长：任××（外号生铁老壳）

司务长：王保山

全议期间，游击队重建了党支部。

党支部书记：赵明恩

党支部副书记：姚正元、老管理排长

党支部军事委员：赵孔贤

党支部组织委员：窦祖武

党支部宣传委员：李小元

党支部青年委员：汪传远

少共书记：李自清

同时，赵明恩还组织干部战士讨论，定了五条纪律：

一、吃平等、穿平等，命令来了不平等（也就是要服从）。

二、不准抽大烟、吸毒，违者严惩。

三、一切缴获交公，统一处理，不准私拿，违者立即查处。

四、不准毁坏老百姓的东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五、不准奸盗色淫，违者严惩。

大河会议之后，游击队全体指战员精神大振，信心百倍，在游击队党组织和赵明恩同志的领导下，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上下团结一致，着手以回龙沟、大小元包、铁炉沟、桃园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游击队依靠桃园这个老苏区的干部和群众，狠狠打击这个地区内的恶霸势力，消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游击队还根据群众的要求，捕杀了个别最大恶极的豪绅地主，严厉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迫使地方恶霸停止了欺压、剥削人民群众的罪恶活动。使游击根据地的群众，又一次扬眉吐气，使广大群众感到游击队确实是一支为人民群众打江山、谋福利的革命队伍。

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游击队的主张，扩大革命影响，充分发动群众，为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创造条件。游击队多次派人到通江、南江、汉中、广元、旺苍等地书写张贴红军的标语。利用各种机会散发传单。一次有个卖篾席的商贩，在席中包藏有中药材，游击队发现后交厘金局及时给予处理。并借此机会把标语传单卷在席子中间，然后让商贩运到黄官场去。下午赶集的群众发现无人管这捆席，打开一看，席中尽是游击队的标语传单。内容全是宣传游击队的工商政策和其他政策以及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游击队的诬蔑。

游击队还利用木板写标语，涂上桐油，放入水中顺流而下，扩大宣传影响。档墙地区的游击队战士，还割来生漆浆当墨汁，在木板上书写标语，放到河里，顺水而下，流去几十里，甚至飘入汉口和长江，沿河的百姓打捞起来看后，受到革命教育和鼓舞。

游击队还开展了打富济贫。对于那些有一定罪恶，但民愤不大的地方豪绅，把他们捉到游击队根据地来，对其宣传教育，在他们低头认罪的条件下，罚一定数量的钱粮，枪械以及游击队所需要的物资，实行交足放人（当时称为拉案子）；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在经济上严厉惩罚后杀掉。

有个恶霸地主，人称“金土地”，本名叫袁贵，系汉中南郑人。他不但收租放高利贷，剥削群众，还开办米厂等，刮削民脂民膏不择手段。其岳丈曾任汉中保安司令，是一个严重危害群众，确又十分肥实的大恶霸。游击队先后两次派人前去捉拿，他都滑脱了。游击队根据掌握的情况，认真分析研究，想出了一个主意，游击队装作商人与他做米生意，方才将这个狡猾的大恶霸地主诱出黄官岭，最后将他捉到根据地去，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了严厉的惩处，最后将他杀掉，为民除了大害，百姓拍手称快。

游击队把“拉肥”得到的钱粮物资，除游击队留一部分外，都分给了根据地穷苦百姓。这不仅解决了游击队和穷苦百姓生活上的暂时困难，而且，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革命影响，游击队的声望震憾了通、南、巴、广、旺、汉、勉、宁等县，严重地打击了地主恶霸对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的革命士气。

为了生存、发展和壮大，游击队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先与南江地方上的上层人物拉上关系，达成默契，后与陕南的地方势力改善关系，为游击队营造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赢得了时间，建设游击根据地和提高游击队军事素质，开发了游击队武器弹药装备和钱粮物资的来路，积极为反“围剿”作好战斗准备。

游击队通过分析研究，专门挑选了一批干部和战士从事外勤工作。并多处开设么店子，成为外勤工作的“眼线”，收集敌人的情报，了解民情民意。游击队从中获得了大量的情报。得知国民党军阀和地方势力之间有矛盾，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同时，掌握到地方势力头目贪财好利，畏惧游击队武装打击的心理等，针对这些情况确定拉谁打谁，然后再有计划、有组织和有准备的行动。

根据地方上层人物的不同状况，游击队采取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办法，实行区别对待。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势力，狠狠地打击，决不手软；对贪财好利，怕游击队武力打击的地方势力头目，则和他谈判条件，如能满足游击队提出的不得进攻游击队，不阻挠游击队的行动，为游击队提供一些枪支、弹药和钱粮物等，有抗日要求，愿意与游击队和平共处的，游击队则与他们真诚合作。

大河会议后，游击队驻扎在苏家河，在乡苏维埃主席欧元富的大力支持下，游击队结识了大湾人王国福，后成为游击队外勤工作的重要人物。王国福在赵明恩的亲自指导下，买通寨坡地主吴良伦、吴又串通两河联保主任文金玉、文又串通国军连长朱和元。文金玉又写信由王国福面交给南江的“舵把子”张晓康的弟弟张老五，张老五见信后，便给游击队买了三支大快枪，文金玉给游击队一只小快枪，有个姓彭的也给游击队一只快慢机手枪。这些枪支都是由王国福以客商的身份为掩护，送到巴山游击队的。

张晓康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张晓康，南江县八庙垭人。是南江的“舵把子”（红帮大爷），南江成立伪独立营时当排长，后到军阀杨森部当团副。在杨森与旦懋辛，刘禹久等作战败退期间，张晓康拖枪离开杨森部欲自立山头。川军29军田颂尧部罗乃琼师驻巴中时，被旅长税梯青软硬谦施，将其枪弹收缴，人马收编。

一九三五年主力红军退出川陕苏区，蒋介石亲自入川统一川政，田颂尧被撤职，29军改为41军，孙德操任军长，委任张晓康代广元县长兼财政局长。

张晓康从伍多年，很想成就大业，扬名声显父母，充当了国民党残杀和压榨穷人的帮凶。但他想起自己家庭的遭遇，父亲和地主打官司，因家穷无钱给县太爷送礼，一场赢官司打成输官司，气死了父亲，逼死了母亲……他又见红军走后，国民党匪军惨无人道地折磨苏区人民，愤然弁官，解甲归田。以所藏枪支为后盾，在南江县上两一带深山种植大烟，武装走私，放枪抢人。游击队抓住张晓康与国民党当局有矛盾和他在游击队根据地边沿种烟欲求保护的心理状态，经刘玉贤介绍，游击队跟张晓康拉上了关系，多次向他宣传红军和游击队抗日和为穷人谋利的主张，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张晓康接受了游击队的要求。先后除将自己一些枪支卖给游击队外，还从广元驻军那里弄来枪支转给游击队。南江县长李鸣远慑于张晓康的“红帮”势力，又因为游击队采取的种种措施有利于南江民生安定，对张晓康暗中支持游击队和游击队开展的各种活动，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汉中地区屡次上告“川地养虎伤民”，李鸣远也总是辩解或“置之不理”。游击队与张晓康的多次接触交往和开展统一抗日救国的宣传，使张晓康终于明白，巴山游击队是真正为百姓的队伍，后张晓康为游击队办了不少好事。

赵明恩把开展统战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在游击队全体人员会上讲了，战士们深受鼓舞。同时，通过这一活动使全体游击队员深刻地认识到，游击队要巩固发展壮大，必须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战胜敌人。因此，对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充满信心。

据外勤人员的情报得知，陕西南郑县的地方势力张绍祥非常肥实，住的庄院前有汉河天险，后有巴山陡崖，四周院墙相围，门外有家丁守卫。谁要进去会见张绍祥得进大门，绕梅林，越假山，穿花园，出二门，再进家丁院，经过祠堂屋，才到迎宾厅；还要过天井，绕影壁，才能进内宅。真是院中有院，森严壁垒。

这张绍祥何许人也，竟这般富豪？

张绍祥，字华半。一九O九年随父任官出生于新疆。其父张吉山曾在甘州七任县官。张父过世后，才随母回到陕西省南郑县黄官岭观音沟老家。时值陕南兵祸四起，他弃文习武，到蒋老爷家练习武术。其叔父张笃伦历任汉中伪专员。因此，张绍祥购田筑房，很快发富生财。他拳脚棍棒，刀枪鞭锤无一不精。所以他很快训练出一支二十多人的家丁队伍，使远近的土匪和官府望而生畏。但他生性豪爽，喜结朋友。疏财仗义，对贫穷佃户，减租救济。因此，张绍祥在陕南颇有好名声。

特别是张绍祥孝敬母亲，唯母命是从。其母习惯于新疆维吾尔人的习俗，除了不上清真寺拜“胡达”，而在家祠堂里供着观音圣母佛祖神像而外，一切都象一个伊斯兰教徒一样。而张绍祥为其母专门养有羊群，设有专门制作母亲喜爱吃的点心作坊，还有专门为母亲做饭的厨师。其母出门，张绍祥总是尾随其后。因此，张绍祥是有名的“孝子”。

游击队为了利用张绍祥的社会关系搞到枪支弹药，便抓住他的“孝心”，采取“拉案子”的办法，将他母亲弄到山上，不仅没有捆绑，而且还指定游击队员把他母亲背上山。再送信给张绍祥上山谈判。张绍祥因担心母亲的安危，不顾个人的安危，独自一人上了山。游击队以宾客相待。赵明恩对他进行革命宣传教育，给他讲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道理，并提出要他给游击队运送枪支弹药，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救国。张绍祥见游击队没有害人之心，母亲安全不会有问题。于是，满口应承，游击队便放他回去了。时隔六天，张绍祥就给游击队送来了短一寸手枪一支。隔十天左右，又送来长枪两支。时隔一个月又送来二八手枪6支，还有一背篼子弹。游击队见张绍祥守信用，对抗日救国为民有所认识，对游击队一心抗日救国也有所了解，并表示今后还将继续支持游击队。游击队便将他的母亲放回去了，赵明恩亲自送张绍祥和他的母亲下山。

张绍祥的母亲回到家后，全家团聚分外欢喜。张绍祥的母亲受游击队的宣传教育，懂得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对游击队的所作所为也知道不少，她对全家人说：“我看游击队都是好人，他们把我当客人对待，他们一心为了打日本鬼子，让人民群众过上安稳日子，这样的队伍我从来还没见过哩。”张绍祥听了母亲一席话，又见母亲毫发无损，心里很是高兴。他多次与游击队打交道，赵明恩的诚实、坦白、讲诚信和他信仰的追求，使他产生了许多联想和对比，也使他懂得了人生的真谛。他对游击队的恨渐渐消失了，他觉得游击队的人真了不起，敬佩之情从心中油然而生。自此以后，张绍祥给游击队做了不少好事。一次，他伪装黄官岭的保长，去勉县活动了国民党一三八团三营八连的陈排长，买得手枪和盒子枪各两支，绑在滑杆上，自己另坐一乘滑杆，由陈排长派两个班护送到家。

一次，张绍祥在汉中找到叔父张笃伦，以“自己办自卫团，防共防匪，保家护院”为名，请叔父帮助买枪。

张笃伦任汉中专员，他最疼爱张绍祥，说他父亲虽然早亡，却志大心雄，建家立业，是难得的张家后辈能人。因此，往往是张绍祥有求必应。这次张绍祥办自卫团，壮大张家势力，张笃伦更是满口赞许。他立即亲笔写信给宝鸡兵工厂做厂长的儿子，介绍张绍祥去买枪，并将自己的名片交给张绍祥，以防各关卡官兵盘查，为张绍祥想得非常细致周到。

张绍祥拿着张笃伦的亲笔信到宝鸡兵工厂，买得“二八”盒子枪二十支，子弹两千多发。运送前，张绍祥与赵明恩同志密议后，带领赵大德等五名游击队员扮成张的随从，去到兵工厂里，把枪弹打成包，绑在两乘滑杆上抬出来，张绍祥乘滑杆在前面，赵大德等紧跟在后面。过汉中时，经过几道关口盘查，张绍祥拿出汉中专员张笃伦的名片，大摇大摆地过了汉中等城市的关卡，把枪支弹药顺利地运到巴山游击队。还有一次，张绍祥同游击队员张占奎在汉中府的钦马池边，夺得国民党军官的手枪一只，子弹一带。当川陕“会剿”开始，巴山游击队处于危难之中，张绍祥还为游击队四处奔走，弄到五挺机关枪，这对游击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游击队通过一系列的统战工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粮食和物资，采购联络人员得到了保护。而且，为游击队聘请了医务人员、机械修理工等。同时，在游击队统战对象的影响下，国民党连长朱和元、黎坪民团王队长，小坝民团卢队长等，对巴山游击队不敢轻举妄动，保持中立态度，这样使游击队获得了比较安定的环境，对游击队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大河会议精神，在游击根据地内还实行了不征粮、不派款；调卡征税，保护商旅安全；兴集贸易，活跃经济，发展手工业生产等一系列政策，扩大了游击队政治影响，促进了川陕物资交流，活跃了游击区的经济，增加了游击队的财政收入。

在游击队根据地内一律实行不征粮、不派款的政策；藏富于民，深受群众的热烈拥护。

游击队为了增加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一九三七年五月于铁炉坝设立税局，即“厘金局”。“厘金局”局长徐德连（达县人）。其成员有：张永兴等14人。其任务是：从两河口到高桥，从龙神店到横子店，方圆九十里地的范围内设卡征税，保护商旅安全，认真执行下列具体政策：对于借经商为名贩运黄金、鸦片者，则一律没收罚款；对于贩运大批货物的客商，则征收10%的关卡税后，就由游击队派武装护送，有了损失照价赔偿。因在当时遍地皆是土匪，随时有被洗劫危险的情况下，行商亦乐于经此运货到汉中；对于自产自销和小本贩运者，则一律免征关卡税；对于一贯的小商小贩，因各种原因而蚀本者，游击队则借本于以扶持；游击队还在横店子、龙神店、五颗石、响滩子、火地沟、铁炉坝、岩房坪、五里磬、高桥等川陕道路上开设么店子，一方面给来往客商提供食宿方便，另一方面通过这些么店子的“眼线”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开展广泛持久的宣传活动。不少背二哥和当时流散的红军战士见到传单后，都即速来归队。

游击队在根据地的甘家垭还设立集市，号召群众把蔬菜食品，日用百货，生产用具背到这里来交流。赵明恩同志还规定，除酒以外，凡是卖不完的食品蔬菜之类一律买下。他说，群众背东西来卖是对游击队的支援，要爱护群众的热情，就是背来的黄菜叶子，也要买下。据此，每逢当场的下半天，市上卖不完的菜，统统由游击队收起来，付给上半天同样价格的钱，以解决农民靠卖菜而买点其他用品的困难。游击队吃不完的菜，就送给附近的穷人吃。同时，为了便于广大群众算帐和记称，促进土特产品和外地产品的充分交流，在集市上统一改十六两一斤的老称为十两一斤的新称。这样以来，过去荒芜人少的甘家垭，一变而为热闹集市。从食品到百货，从生活用品到生产工具，应有尽有。生意比南江城好，招来了毛坝、平治、巴中、赤溪、南江、上两、南郑等地的商贩云集于此，进行交易。缝衣服、打草鞋、刊刻修理等手工业者和行医治病、采药卖药的先生都来这里摆摊营业。

游击队还在根据地兴办了一些手工业工厂，打锄头、镰刀、铸铧、竹木加工等各种农具和家具，以满足农业生产和群众日用品的需要。

此外，还兴办医药卫生事业。一九三七年秋，赵明恩同志派王国福、李自清等，到南江上两的后坝，去请来了中医石仲甫。同年在根据地的中心大园包办起了药铺（包括中药铺和西药铺）。中药西药分别由石仲甫、李小元具体负责，统归司务处管。中西药都是从汉中地区的黄官岭进货，当时的药品较齐全，数量也比较多。游击队员和老百姓看病吃药只登记，不给钱。看病的人很多，仅中药铺每天都有四十至六十人看病、拣药，一个人忙不过来，就由赵明恩同志的警卫和马夫来帮忙。开初，医生坚持不收诊费和药费，并向老百姓解释说：“这是赵营长说了的”。老百姓就要求见赵营长，并要坚决给钱。赵明恩同志便下山接见了老百姓并亲切地讲了话：“我们早就发了通知的，游击队是为老百姓的，老百姓来看病吃药，就是不要钱嘛！你们可不要见外哇……。”话还未讲完，在场的群众都倾洒着激动的泪花。游击队与老百姓血肉相连，鱼水相依，休戚与共，团结战斗在大巴山上。

在游击队里，各连队还抽了专人进行培训，传授和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一般的战地救护各队都能自己作了。

大河会议以后，游击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实施了一系列的正确策略方针，扩大了革命影响，深得川陕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此基础上，游击队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桃园村原乡苏维埃主席欧元富，在游击队大营的直接领导下，在游击队根据地的中心，组织了地方武装第一营（人称“欧三营”）。这支武装，不脱离生产，桃园一带的青壮年男女都参加了，经常保持二三十人，有时达一百多人。他们的任务是，一面搞生产，一面站岗放哨。维持地方治安，有时根据战斗需要，挥戈上阵，配合游击队，消灭敌人。他们所用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

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游击队又发动了陕南的原苏维埃主席各领导了三十多人的地方武装力量，他们的任务是，白天生产，晚上送情报、送粮食给游击队，有时配合游击队“打富济贫”。

游击队把一些被惯匪所欺骗的农民而组成的土匪武装也收编在游击队内。

游击队还收编了一些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天灾人祸而自发反抗反动派的农民武装。此外，还有通南巴人民个别的、三五成群的前来参加游击队，陕南战役中掉队的红军战士，西路军中失散回家的红军战士，川北陕南的红属、红干、饥民等也纷纷前来参加游击队。

从大河会议以来，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为止，在十一个月的时间里巴山游击队由原来的五十六人发展壮大为五百余人枪。其编制，除原来的一营两队外，新增一个营，两个队和大营通讯班。新建单位的干部配制是：

三营营长：欧元富

三队队长：何美贵

四队队长：吴成林

大营通讯班班长：赵××（外号赵瞎子）

大河会议后，游击队在着手建立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同时，胜利地冲破敌人的白色武装包围，进行了无数次的反围剿的战斗。经常与几倍乃至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优势兵力作战。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基本原则，避免和敌人打消耗战。灵活地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以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汉中派了两个保安团来“围剿”游击队。游击队当时驻苏家河，鉴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便采用了“敌进我退”的原则，退至大小园包。根据这里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敌人也追得精疲力竭、气喘吁吁的时候，游击队开始反击。先用刷子炮猛轰，给敌人来了一个奏手不及的打击，后游击队发起冲锋，一直冲到半山腰，又是一阵排炮猛击，打得敌人丢盔卸甲，掉头就跑，两团敌兵，蚀了一半，得枪三十余支，弹药无数。以后，保安团长陈鹏久一提起打游击队，就害怕上级派他去。

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一个下雪天，游击队在黄官岭打粮转来时，被敌人发觉。国民党即派一个营三百余人的兵力，跟踪追赶。赵明恩同志带领游击队五十余人，接应了打粮队，并设计叫运粮队人人倒穿草鞋，从庙坝往档墙方向，把粮运到根据地。游击队则布一口袋战于庙坝，敌人根据雪地足迹直扑庙坝，不见游击队的人影，扑了个空，方觉上当，掉头就往档墙追赶，却又钻进了游击队的伏击圈。当敌人全部进入口袋时，赵营长一声令下“打”！密集的子弹飞入敌群，打得敌人尸横遍野。这次战斗，歼敌二百余人，获枪二百余支，得铜号一把。

国民党的反动民团和地方武装连续惨败之后，胡宗南派出特遣司令率领着约一个团的兵力，来“围剿”人数很少的游击队。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游击队转入深山老林作战，利用地形熟悉和群众支援，经常袭击小股分散的敌军，打得特遣司令焦头烂额，军事失利，再加上给养困难，只得撤回汉中。

特遣司令失败之后，国民党反动派，鉴于大部队在山林作战于已不利，乃改变策略。一九三七年四月，仍派汉中保安团中队长王炳等三个连的兵力，共三百多人围攻游击队。当时，我游击队娃娃连在南郑的小坝与敌相遇，娃娃连长赵孔贤智勇双全，办法多，灵机应变，沉着指挥，率领娃娃战士三十余人，同三百多敌兵周旋四小时之久。赵明恩同志得到娃娃连与敌遭遇的情报之后，怕娃娃连有失，立郎率数十人前往，诱敌转过火头，然后佯退至错欢喜，母猪台一带，布罗设伏，娃娃连伪装逃窜之势，一面佯退，一面高喊：“来吧，你们给老子来吧！”诱敌入囊，敌人紧追娃娃连直扑寨子山。进山后，四处搜巡，上下不见娃娃连的人，左右不见娃娃连的影，敌中队长王炳说：“不见人算了”。敌刘队长也附合着说：“他们走远了，咱们也不追了，早晚他们是咱盘中的菜……”。于是，匪中队长王炳下令，就地坐下休息，并请匪查队长对所有士兵训话，讲他山地作战的“丰富经验”。

匪查队长正讲得津津乐道的时候，“冲啊！”杀声震天，娃娃连从松树林里冲出来；赵明恩同志率领的战士从两面山上杀下来；桃园乡苏维埃主席欧元富这时也率三十余名梭标大刀队撵拢对敌夹击，逼敌于三面峭壁的寨子山头，二百多敌兵滚岩摔死，匪刘、查二队长也同归亡命，百余人缴械投降，除匪中队长王炳逃跑外，其余全歼。这支最凶顽的团防被消灭之后，陕西团防再也不敢和游击队作战了。

类似这样的战斗，还有白岩河战斗、安子坝摸营、三角岩战斗和毛家水井战斗等若干次，游击队总是以少胜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大河会议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游击队在党的正确策略方针指引下，游击队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建立了以大小园包、铁炉坝、迥龙沟包括现今整个桃园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游击队活动于汉中南部，通江西部，广元东部，南江北部的广大地区，纵横约三百里。整个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